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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周刊》獨家對話美國喜馬拉雅資本創始人及董事長李錄

2018-08-04 09:36:18 證券市場紅周刊  本刊 謝長艷

  · 序語· 他是查理· 芒格的合夥人、是查理· 芒格所說的“一生中三個最成功的投資之一”、是外界盛傳的芒格衣缽的傳承者。他就是李錄,美籍華裔投資家、美國喜馬拉雅資本創始人及董事長。

  今年5月份,《紅周刊(博客,微博)》報道團隊遠赴美國奧馬哈對伯克希爾股東大會進行全程報道,並於奧馬哈時間2018年5月6日下午對查理· 芒格先生和李錄先生進行了長達兩個小時的深度專訪。之後,本刊又於北京時間6月14日對李錄先生再次進行補充采訪。

  與芒格先生合作15年的李錄感慨,芒格先生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出世和入世的完美結合。芒格先生和巴菲特先生對工作有極大的熱情,而且淡泊名利。在李錄看來,他沒見過單純以賺錢為目的的人會創造出超凡業績。

  李錄一直關註著中國的投資機會,他和芒格一起在中國投資已經有15年。他認為正處於轉型交合期的中國,價值投資將扮演重要角色。

  芒格先生對自己的最大影響:出世和入世的完美結合

  《紅周刊》:您一直稱芒格先生是您的人生導師、投資夥伴和良師益友,芒格先生信任您、投資您,並毫無保留地跟您交流投資中的問題。您自己也曾感慨,您和巴菲特、芒格先生的機緣巧合,即使是莎翁在世也勾畫不出這樣戲劇化的篇章。現在投資界也一直把您視為芒格先生的“衣缽傳承者”,您覺得芒格先生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麽?

  李錄:從2003年到現在,我和查理做了15年的合夥人。這15年中,我們的合作一直親密無間、富有成效。我們的關系亦師亦友,同時還是事業上的合夥人。每次見面,我們都有聊不完的話題,我跟他的家人也處得非常融洽。

  查理對我影響很大。我剛認識他時,他已經快80歲了。這十幾年來,他經歷了很多挫折。由於身體日益欠佳,他停止了很多以前喜歡的運動,如高爾夫等。此外,他身邊的親朋好友也逐一離世,對查理來說,最大的打擊莫過於和他相濡以沫50多年的太太南希在2010年的離世。在隨後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又因為一次意外事故眼睛完全失明。在這次事故之前,查理有一只眼睛已經失明了。雙目失明的那段時間,他還曾一度考慮學習盲文,後來他的右眼奇跡般地恢復了70%的視力。我是眼看著他從一個個的打擊中走出來的,他從不悲觀和絕望,更沒有怨天尤人。查理這樣順其自然、榮辱不驚的態度,呈現出一種完全的客觀和理性,用中國人的說法就是天人合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這種“出世”的境界,有很多人能夠做到,但查理所擁有的另一種境界就沒人能夠做到了,這種境界就是極其的“入世”。查理對所有問題都抱有好奇和熱情,尤其是商業領域的問題。這種好奇和熱情一直持續至今,95歲的他,每天的工作時間並不比我15年前剛遇到他時少,遇到感興趣的書籍和材料,他甚至會一直看到淩晨4點,而且會一口氣地看完。

  能夠對世俗擁有極大熱情的人,通常都達不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能夠達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一般對世俗絕對沒有這麽大的熱情。但查理出世和入世能完美結合。整個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科學、人文、進步等基本精神,在他身上被完整地體現了出來。

  所以,查理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他所擁有的這種人生境界。我雖然談不上閱人無數,但我認識的人很多,從來沒有一個人和查理這麽相像。從來沒有!我也希望能夠努力向他的思想境界看齊。

  單純以賺錢為目的 不會創造真正卓越的、超凡的業績

  《紅周刊》:芒格先生說過,很多人在模仿和學習伯克希爾,但他們一直沒有成功過。您覺得他們沒有成功是時間問題,還是他們缺乏芒格先生所擁有的理性、人文、科學、進步這些基本精神?

  李錄:伯克希爾從業績上來看的確是前無古人,它的成功因素很多。一方面,在伯克希爾做投資的時期,恰逢美國在全球範圍崛起,是發展的鼎盛時期;另一方面,查理和沃倫精力旺盛、絕頂聰明,而且兩個人都很長壽,具有突出的個性、出眾的人品等等。但是這些只是伯克希爾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在投資行業中,同樣聰明且具備同樣機會的人很多,而查理和沃倫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對工作有著異乎尋常的熱情,而且雖然他們幾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工作,卻又都對個人利益不是特別地看重。

  例如,沃倫在接手伯克希爾的時候,整個公司的市值只有一兩千萬美元。在掌管伯克希爾的50多年時間裏,他從來沒有發行過新的股票,現在伯克希爾的市值共計5000多億美元。在這個過程中,查理和沃倫每年只領10萬美元的工資,50多年以來一直沒有變過。他們既沒有獎金也沒有期權,更不會大量回購公司股票,阻止其他股東與他們一起成功。他們持有的所有股票,都是用自己的錢在市場上買的。他們以如此之大的熱情在工作中全力投入,但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任何的貪婪,看不到一絲一毫對自身利益的斤斤計較。能將這兩個特質結合在一起,是非常難得的。

  很多人可能既不勤奮也不聰明,但是很貪婪(笑);而那些勤奮又聰明的人往往希望自己能夠得到更多。很多人羨慕並希望復制伯克希爾的成功,但卻不願意去學習查理和沃倫淡泊名利的態度。

  很多人恰恰不知道,正是因為芒格和巴菲特先生對於個人利益的淡泊,才成就了伯克希爾長期卓越的業績。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比較從容、自然地把握投資的節奏,不受制於任何人。這也就使他們在沒有任何壓力的情況下,既不會因貪婪導致激進投資,也不會因怯懦而不敢下手。能夠擁有他們這種機遇,同時又具備聰明的才智、卓越的人品以及對工作的熱情等特質的投資人,在全世界範圍內幾乎就找不到了。所以從目前看,伯克希爾取得的成績仍然是一個不太容易越過的豐碑。

  《紅周刊》:芒格和巴菲特的成功主要還是持續的精神上的超越,在智力、在情感、在個人利益追求的這種精神上的不斷的“內聖”,才導致了最後的物質結果。

  李錄:在某種意義上,可以這樣講。投資本身是對未來的預測,預測確確實實是各種能力綜合的結果,預測的表現就是品行的外延。毫無疑問,一個人的品行、知識、心態會影響他長期的投資結果。

  芒格和巴菲特先生都希望能一輩子去學習,不想去賺快錢,希望通過努力的工作不斷地提高自己,希望對社會負有責任,希望自己的行為給自己帶來尊嚴,給社會帶來好處,能夠幫助別人。這些對中國人來說可能比較熟悉,因為中國的儒家思想信仰的就是這些。

  《紅周刊》:我們專訪芒格先生時問到,“中國多長時間能夠出真正的價值投資大師”,芒格先生並沒有直接回答。那麽,您剛才提到的“人們可能看到的都是巴菲特和芒格先生的伯克希爾市值在變大,但他們背後淡泊名利的東西關註的比較少”。如果不具備這些東西,即使你在投資的路上走得很長、很遠,是不是仍然缺少成為價值投資大師的最核心的東西?

  李錄:如果單純地以賺錢為目的做投資,幾乎不可能成就超凡的長期業績。我沒有見到過任何單純以賺錢為唯一目的的人創造出真正卓越的、超凡的業績。

  《紅周刊》:芒格先生在接受《紅周刊》采訪時說,其實大家都註重短線,不註重長線,這個因素導致你成不了投資大師。但除了時間外,修養才是最核心的東西。

  李錄:互為因果吧。

  《紅周刊》:那深受芒格和巴菲特先生影響的您,您對自身的投資希望能達到什麽樣的預期呢?

  李錄:我自己的目標是希望能夠擁有一個長期投資的記錄。我現在已經投資了25年,我希望可以再投資25年,甚至30年,越長越好。我也不會盲目追求資金管理的規模,更不追求資金管理的費用。我們公司采取的管理費制度與沃倫、查理早期的合夥人基金是一樣的,不收取任何管理費用。我們公司實現收益的前6%都是免費的,只有在超過6%收益的部分,我們才會和客戶分享一部分利益。因此,我們不會因為短期利益患得患失,或是激進或是怯懦。據我所知,全球規模相對大一些、或長期業績比較好的基金公司中,沒有一家是這樣做的。

  知識以復利式增長且速度較快 會促成投資復利增長的加速

  《紅周刊》:您會以巴菲特和芒格先生的方式,集中投資股票嗎?

  李錄:對,是這樣的,基本上是集中型的投資。我們不是有意為之,而是因為投資的關鍵是投懂的東西,不懂的不做。一個人對一個公司真正懂到能夠預測很多年以後的結果,這樣的機會其實很少。把一個行業、一個公司真正研究透,需要很長時間,是知識不斷地積累、不斷地努力的結果。所以一個人一生能夠懂的東西是有限的,而這些東西又恰巧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導致其價格比較便宜,甚至遠遠低於它的價值,這樣的情況就更少了。因此,當這樣的機會到來時,就必須要重倉。重倉後,一塊錢就不能同時放在兩個地方。結果自然就是投資的集中。

  《紅周刊》:您會花很長時間去掌握這個公司的完整的信息,那麽一個公司從引起您的關註,到最後真正被投資,您都會經過哪些篩選?您說的“時間很長”,有沒有一個相對的時間長短?

  李錄:每一個公司都不太一樣,但沒有很多年的研究,很難做到掌握這個公司完整的信息。我可能不太聰明,所以用的時間總是很長。可能其他人用的時間會短一些,都因人而異。

  但對我來說,真正懂一個行業,弄清楚一家公司,通常需要很多年。但這種方法做投資的好處就在於,知識會不斷積累,學到的東西通常不會丟掉,新學的東西會在過去所學基礎上產生積累和超越,知識會出現復利式的增長。所以,用這種方式做投資時間越長,結果會越好。知識的積累和能力的積累,如果以復利式增長且速度較快,會促成投資復利增長的加速。

  《紅周刊》:知識和投資增長兩者其實是正向循環的。知識就是武器,前提還應該把自己給豐滿起來。

  李錄:是的。

  開放的中國資本市場 還需要突破哪些瓶頸

  《紅周刊》:您和芒格先生在中國已經有15年了,您怎麽看當下中國的投資機會?

  李錄:中國目前正處在一個轉型期。經歷了約40年的高速增長之後,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新型的轉折時代,這個時代通常會催生各種各樣心理上的不安、焦慮,所以就會造成對前途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實際上,這個轉型對中國的前途來說應該是更好的。

  從經濟本身來說,傳統的出口制造等行業轉向更多的服務、消費行業,且科技含量越來越高。從整個金融市場來說,股權投資作為中國整個金融活動中最重要的方式,慢慢地改變依賴銀行、依賴間接融資的方式。股權融資將來一定會在中國整個金融結構當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也會把杠桿真正去掉,這對於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能使其進入到一個長期的、比較良性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的主體會逐漸發生變化。傳統市場主要是以零售、個人投資者為主,現在開始機構投資者慢慢成為主力,尤其是有耐心的投資者的資金,開始慢慢地進入到市場。國外的長期的、更有經驗的職業投資者也開始慢慢地進入到中國市場。

  這個變化在美國是發生於上世紀70年代後期。在70年代中期以前,美國資本市場也是以零售和個人投資者為主,賭博性質的交易廣泛存在。70年代後期發生了重要變化,這個變化始於養老金開始成為必需品,公司或者個人被強制要求有儲蓄,強制儲蓄政策使機構投資開始崛起,市場主體在之後十年、二十年裏慢慢發生根本性變化。今天美國市場主體是機構投資者。雖然機構投資者不都是長期投資的風格,但相對於個人投資者發生了質的變化,價值投資理念慢慢被更多人接受。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時間放得長一點,眼光放得遠一點,就會看到這樣的時期是給優秀的、有耐心的、長期的投資人提供了非常好的投資機會。

  《紅周刊》:今年6月份A股正式加入了MSCI,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的速度也越來越快,您覺得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資本市場需要再做一些什麽改革來去突破瓶頸,才能讓國際資金投資更加順暢,並能夠更好地保護國內和國外的股東的利益?

  李錄:6月份是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的開始。過去幾年,中國政府有幾項重要的舉措,使外資在國內市場的投資變得非常便利,如滬港通、深港通、MSCI都是改革的直接反映。

  另外,從今年開始,還有一項影響深遠的改革,就是金融服務行業,包括金融投資行業、資產管理行業的管理股權對外資的放開。

  你剛才問,還有哪些改革可以做,讓市場投資更加順暢呢?

  我覺得監管方面國內還需要和國外有類似的連接、有共同遵守的管理方法,這些方法能夠和主要的市場例如香港、紐約、倫敦互相連在一起,尤其是關於退市、漲跌停板等。讓註冊制哪怕是中國特色的註冊制逐漸地落地,優秀的公司能夠被引入、或者請回到國內的市場,然後讓國內外更多的機構投資者慢慢地變成投資的主體,那麽中國資本市場就會在下面的幾十年裏進入一個良性的循環。我覺得目前國內在金融領域的反腐工作做得非常好,讓這個市場真正實現良幣驅逐劣幣。

  另外,剛剛提到的直接的股權融資正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等,我覺得這些改革不僅對中國證券市場,還對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都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轉型交合期的中國 價值投資扮演重要角色

  《紅周刊》:您在《現代化十六講》中提到,中國現在已經具備了市場經濟的雛形,但是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還會經常左右互搏,而且看得見的手又太過有力,但是您也提到,在自由的市場經濟裏,看不見的手太過自由,又會導致金融危機,這是金融危機的根源。那麽看絕對的金融管制與絕對自由的市場經濟,好像對金融行業都不是太適用,您可否以中國為例談談,如何處理這兩者之間的度?

  李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正從落後向先進發展。而處在世界前沿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發展,其主要機制就是“創造性的破 壞”——新的行業崛起總是伴隨著舊的沒落。而發展中國家在追趕時,完全可以越過落後直接去創造。比如,中國可以越過固定座機時代直接進入手機時代;零售領域可以不去做沃爾瑪直接進入到電商領域,如阿裏巴巴,這就是林毅夫教授講的後發優勢。

  要發揮後發優勢,政府有形的手可以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中國政府在過去30多年裏,在大的基礎設施類投資如公路、高鐵、機場、碼頭、無線通訊、互聯網等,很大意義上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關鍵的動力。但當某些行業進入到世界先進水平,或是與世界水平齊頭並進時,就必須通過創造性的破 壞機制來進行。比如我們的電商已經和世界前沿接軌了,下一步新的東西出現,肯定要通過對舊的東西進行破 壞。

  不過,從廣義的、完整的經濟狀態下看,中國離“通過創造性的破 壞機制進行發展”還有一段時間,所以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還都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總有一天,當中國經濟總體上和世界前沿國家越來越接近的時候,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的角色就必須要進行一番轉換。

  這些針對的是一般經濟領域。金融領域比較特殊,它對於政府有形的手的要求還不太一樣。

  《紅周刊》:為什麽金融領域特殊呢?對有形的手有什麽特殊需求呢?

  李錄:在我看來,至少有三個方面不太一樣。

  第一,金融產品相對復雜,如保險、基金、貸款等,這些產品絕大多數消費者都不太懂,而且這些公司一般的股東也不太懂;

  第二,金融產品一般都需要長期才能出結果。例如,一個保險合同結束之後才能知道到底是賺錢還是賠錢了,一個人壽合同需要幾十年,一個基金沒有五年、十年無法評價基金管理人的水平怎樣,一筆貸款出去後也是多年才有結果。不僅時間長,而且還是高杠桿。但金融行業的公司和其他公司一樣,每年必須進行會計報告,所有會計報告都用了很多數學假設、用一個貼現(present value)的方式來產生。這種方式很容易形成系統性誤差,就是常說的“代理人”的問題。因為在消費者、股東都不太了解的情況下,缺少一種制衡力量,代理人、經理人都希望把有高度彈性的會計記錄系統性地偏向到管理人自己的利益上,而這是以犧牲消費者和股東的利益為代價的,這導致了金融行業的會計存在高度的不準確性,再加上高杠桿,導致該行業的風險性非常高。根本原因就是剛才提到的,缺少行業自身的制衡機制;

  第三,金融業有很強的社會屬性,關系到國民經濟全局,每次金融危機都會伴隨著系統性的經濟危機。尤其是對於那些大而不倒的金融機構,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和國家的信用,如果這些公司不能很好地服務客戶和股東,實際上就是用國家社會信用為管理人自己服務,出了問題讓全社會買單。這個問題在美國2008年、2009年引發全球性危機中就能清楚地看見。

  因此,金融領域內強監管一直是必要的需求。

  市場存在的主要意義是什麽呢?市場存在的重要意義是價格發現,讓金融產品的價格能夠比較合理地體現整體市場的真實狀況,市場的機制是需要的,強力的政府監管是必須的,這兩種都是需要的。

  今天中國的金融市場處在什麽狀況呢?處在一個大的轉型過程裏,整個中國的金融要從間接金融向直接金融轉化,從債務為主向股權為主轉化,從政策金融向市場金融過渡,這樣一個基本的交合期就是接下來十幾二十年的基本的狀況。價值投資會在這中間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價值投資強調真實價格的發現,強調金融投資的目的是促進企業本身價值的增長,也強調長期穩定理性的決策。

  2015年時,我在北京大學做了一個演講,講的就是這個問題,有興趣的投資人可以參考我的新浪博客“李錄_美國加州”或者關註我的微信公眾號“萬卷書萬李錄”。

  《紅周刊》:您剛才提到,接下來20年可能中國金融市場一直處於轉型的交合期,A股的格局會是什麽樣的?

  李錄:剛才講的在三個轉型期的交合期大背景下,即直接金融向間接金融,債務為主向股權為主,政策金融向市場金融過渡,整個金融市場慢慢地從賭場一樣的無序轉向長期理性、穩健。市場的主體也慢慢地從個人投資者轉向機構投資者。我覺得這是一條基本的主線。

  未來20年 中國的投資機會在哪裏

  《紅周刊》:您覺得在未來20年,您一直關註中國資本市場的機會,您覺得會把眼光放在什麽樣的上市公司上面?

  李錄:中國有優秀的公司,就會有優秀的投資機會。今天的中國在各個行業誕生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公司,這些公司不斷地崛起發展,為投資人帶來越來越多的投資機會。

  《紅周刊》:在過去50年,美股市場給投資者帶來超額收益的都是與人們“吃喝拉撒”相關的股票。最近10年亞馬遜、蘋果這種科技類公司開始發力。那麽,您認為中國的資本市場會復制美國這條路嗎?

  李錄:在我的《現代化十六講》中提到,中國還處於2.5文明的過程,是在發展中國家的晚期、發達國家早期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消費、服務會變得非常重要,在這兩個領域中會產生非常優秀的長期保持競爭優勢的公司。

  同時在互聯網時代,中國幾乎是跟世界同步的,比如騰訊、阿裏各有千秋,都有自己獨特的創造,在某些方面美國的同類公司也自嘆不如。中國突破了支付的瓶頸,很多東西(比如共享)如果沒有簡易的支付手段很難實現。還有一些其他公司,像今日頭條等,已經走到了美國的前面,當然每個公司(的成功)都有自己獨特的原因,我就不一一去談了。

  市場經濟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東西,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它就會自動創造出一批優秀的偉大的公司。

  很多在美國發生過的事情,確如芒格先生所說可能會在中國重復,但也不是簡單的重復,投資說簡單也不是想象中的那麽簡單,還要經過自己不斷地努力和學習。找到這些公司最重要的——還是要承認自己能力的邊界,要腳踏實地,具體公司具體分析。

  我不會做大的完整的預測,這也不是我的投資風格。這些對於投資收益無意義,反而會幫倒忙,會讓你進入先入為主的狀態。腳踏實地,一家公司一家公司地去分析。但是從大勢上講,美國經歷過的事會在中國重復,中國也會產生自己獨特的優秀公司。互聯網公司中也確實會產生偉大的公司。

  《紅周刊》:騰訊這樣的公司您一直關註?

  李錄:所有這些優秀的公司我們都會關註,但芒格先生、巴菲特先生和我從來不在公開場合討論具體的公司(笑)。

  把中國看作大股票 分析尋找優秀公司的投資價值

  《紅周刊》:接下來是否極泰基金總經理董寶珍先生帶來的一些自己的思考。首先是,職業投資人作為投資人最大的挑戰為何是自身的動物性呢?

  李錄:很多職業投資人在實踐中有很多很多的實際經驗、很多的教訓、很多的真實感受,對某些方面的理解也比較深、比較透。優秀的投資人確確實實地需要有自己的知識和判斷,而不是跟從其他人的看法。對人這種社會動物來說,投資是多少有些反人性的。我們的證據、邏輯對不對很重要,別人是否同意我們的看法,沒那麽重要。但作為一個社會動物來說,能不能合群更重要,個人的看法有時候不那麽重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優秀的價值投資人確實具備一些反人性的特點。

  《紅周刊》:投資人要有修心能力,也就是芒格先生說的“做好人的能力”。那麽,財富是否並不來自於純粹的客觀企業,而是來自於大眾的情緒以及大眾情緒不能夠理性客觀而自己能理性客觀呢?

  李錄:一個公司的價值來源仍是公司本身帶來的,公司未來存在的所有年份裏面能夠為所有者、為股東提供的自由現金流的貼現總和,就是公司真正的價值。

  關於未來自由現金流的判斷,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客觀上不是特別確定。而主觀上,人因為受到或貪婪或恐懼的情緒影響,會把未來的理解擴大化,讓判斷變得非常極端。興奮時、貪婪時,會覺得未來可以無限的好或無限的壞。再加上人是社會動物,會互相影響,會讓這種變化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走到極端,當變化走到極端,變成極端的錯誤時,確確實實會給那些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創造一些機會,這個機會就是賺價格回歸價值的錢。

  但財富可以理解成有兩個來源——一是價格回歸價值,另一個是價值本身長期不斷增長所創造的價值。

  價值本身不是固定的,比如很多國內職業投資人都比較喜歡、也比較理解茅臺(600519,股吧),茅臺每年產生利潤的能力都在增加,這為公司未來自由現金流提供了更大的增長動力,所以茅臺的價值一直在增加。所以從短期看,財富來源很大意義上取決於你的價格向價值的回歸,因為支付的是價格,得到的是價值。當價格特別低於價值時,回歸本身確實可以給你創造一定的財富,短期看尤其如此。但長期看,實際上價值真正的來源還是公司本身價值的增長。

  我再舉例說明,如果把中國當作一只大股票,40年前中國的財富是什麽樣子?吃穿都犯愁。而40年以後中國的價值呢?不用去具體算都知道,肯定比40年前增加了很多。那麽,40年前買了中國大股票的投資者,因為在很低的價格買了,首先得到的肯定是價值的回歸。但價值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概念,40年前的價值和現在完全不一樣,如果你40年一直持有整個中國大股票,那價值來源主要是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產生的價值。

  長期來講,投資人投資公司得到的回報,會無限地接近於這個公司本身的資本回報率,也就是本身投資的資本回報率。公司會把自己的錢和掙到的錢不斷地投入到新的項目裏面去,盈利能力不斷地增加。當初買的時候價格相對來說低於價值,如果低得很多,在開始幾年的時候,你的回報率會大約超過公司本身的資本回報率,如果時間足夠長,最後你的資本回報率就會與公司本身的資本回報率無限地接近。

  還是以中國作為一只大股票舉例,如果你當年買的價格是40年前中國價值的一半,那價值回歸時已經賺了很多的錢了,可這個價格回歸價值的差別和40年來中國的財富增長、中國經濟發展創造的巨大價值比起來,就沒那麽重要了。

  因此,短期來看,人性的東西是有用的。但長期來看,最重要的是對未來預測的本領。找到真正優秀的公司,能夠長期有優異的、高於平均的資本回報率的公司。你投資這樣的公司,且以相對低廉的價格投入,就會在很長的時間裏面得到非常優秀的結果。

  《紅周刊》:中國的資本市場特別體現高波動和極端性,好的公司股價在多數時間都不按合理價格存在,低估時好處理,但有時會大幅高估。比如,本來值20倍市盈率,有時候可以在40倍市盈率上持續存在。面對一個優秀的,有長期未來的好公司,但是出現了明顯的大幅高估,這時,怎麽辦比較恰當呢?

  李錄:每個人的做法都不太一樣,一個公司的投資機會很大程度取決於機會成本,有沒有更好的機會去獲得更好的回報。一般來說,價格越高,預期回報就越低,價格越低,同一個公司,預期回報會更高一些。價格過高,就要考慮到機會成本現在也提高了,因為可能投資別的公司收益會更好,這時要做一些自己的計算。

  《紅周刊》:要進行機會成本的比較。

  李錄:對,用機會成本的方式去思考,自然會得出比較合理的結論。

  以投資為基礎 期望為中美兩國文化交流做貢獻

  《紅周刊》:如果職業投資人想做得更好,取得希望的成功,資產管理者應該有什麽樣的精神特質呢?

  李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每個人在修行的道路上都會有自己的體驗和看法,作為職業投資人,在投資領域做下去之後,若幹年之後也會有不同的體驗,也有機會跟更多的人去分享。我覺得人活著,就是要做一個有建設性的人,對別人有幫助的人,而且不要對自己的利益太貪婪。

  我個人的體驗,在投資當中,最重要的是比較客觀理性,此外,理性是投資人需要終身修煉的一個特質,優先於對一個公司基本面的研究。正如芒格先生所說,理性比知識、智力更重要。第二就是對知識的誠實要有比較深的理解,也就是英語intellectual honesty。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投資就是要做真正懂的東西,對未來真正可以預測的東西,要比較誠實地去決定哪些知識是不太懂的,哪些知識懂了一點點不足以去預測未來,有知識的誠實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

  《紅周刊》:最後一個問題,是關於您個人角色的定位。在您的微博《李錄50述懷》中提到,您可能除了做投資管理,還會以中美兩國之間的交流和溝通為己任,這個您說是後半生的主要職責之一。您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想法和責任?

  李錄:投資事業依然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希望能夠有一份幹凈、長期、優異的投資成績單,我們現在有25年的投資業績,我希望時間能夠盡可能更長,再有5年、10年、20年、30年這是我從現在往後最重要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希望我的所思所學能夠對社會有所貢獻,我比較獨特的個人經歷使得我對中美兩邊的文化、人物都比較熟悉,有一些獨特的視角,這些也對中美兩邊的人互相溝通會有一些幫助。我希望能夠為中美兩國資管行業起到一些溝通橋梁的作用,這些年我也一直在做這些工作,將來的工作希望能夠越做越多,只要能夠對別人有所幫助我就很高興。廣義上對教育、文化交流如果能夠做出自己的貢獻,我也會覺得非常高興。

  《紅周刊》:相當於您做的投資工作應該是您中美文化交流的突破口。

  李錄:可以這麽說,因為這個行業我比較熟悉,開展工作就比較容易一些。

  《紅周刊》:推動中國價值投資發展也是《紅周刊》的媒體責任,《紅周刊》也願意和您一起去盡力推進。

  李錄:非常感謝!

(責任編輯: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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